城市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状况，然而大多数城市的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完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应从“亡羊补牢”转向 “未雨绸缪”，其中顶层设计的协调配合不可或缺。首期城市风险管理课程研修班第四次授课10月21日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期课程聚焦城市规划，从源头强化城市运行的风险管控。三位出自同济本校的名师——张尚武、陈小鸿、朱德米教授，分别从各自深耕细作的研究领域，把脉问诊城市规划。

张尚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其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城市空间设计。本次课程他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堂《上海总体规划2040》。张尚武认为，上海经历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正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从空间格局来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空间持续扩张，既带来空间蔓延的压力，也使传统的中心城与郊区的概念发生转变，逐渐由特大城市演化为特大都市地区。目前，上海全市建设用地超过3100平方千米，可利用土地资源已趋近极限。空间结构面临的调整的要求也非常迫切，诸如中心城过度集聚，新城发育滞缓，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突出，交通系统难以支撑大都市地区的整体发展等许多方面，构成了当前需要面对的挑战。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是上海2040总体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在2020年基本实现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调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将上海建设成为生态之城，人文之城与创新之城。同时，规划明确提出锁定建设用地总量并逐步缩减，实现建设用地负增长，以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2020年3226平方公里用地规模为上限目标，锁定总量并逐步缩减，倒逼城市增长模式转型。这意味着，上海未来发展必须转变空间发展方式，以存量发展替代扩张型增长模式，通过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更新实现城市功能的升级。

上海未来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是生态、文化、宜居、创新，这是上海大都市空间规划的基本出发点，也应当是贯穿在不同层面空间策略中的核心内涵。明确围绕全球城市功能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要求。加强与长三角协同发展，这是大都市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推动城郊发展、优化“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构成的城乡体系。优化大都市地区多中心体系和网络功能。重构大都市地区交通-空间系统，形成公交都市。

陈小鸿教授长期从事区域综合运输系统规划、道路网络规划、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和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的基础及前沿课题研究工作。陈小鸿认为，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有完整的规划，用规划引领城市的发展。所有的问题都用规划的手段去思考，并拿出稳定的、可实施的方案，通过方案对城市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但陈小鸿也点出其中要害，当前城市发展不应片面地追求数量，而是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整座城市的品质。“这么多的规划在同步开展，各个规划在不同空间上是否有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否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把这些规划稳定下来，让这些规划之间能够相互支持，并得以实施”。

而在所有的城市问题中，陈小鸿认为，交通问题是万病之源。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生活的命脉，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我国很多城市公交落后、私家车迅猛发展、轨道交通刚刚起步，使得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不断恶化。交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城市的重要问题，如果不及早采取新的思路和方法加以解决，它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确立了使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科学理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交通发展。

长期跟踪研究我国社会风险评估问题的朱德米教授，从“城市之痛”入题，向学员们介绍了城市社会风险的类型与衍化，他提出，“应对风险，城市需要有‘弹性’”。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深化，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涌现在人们而前。尤其在现代化城市，社会稳定风险更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更大的破坏力。朱德米教授以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为例，提出了“城市社会稳定风险与制度脆弱性息息相关”的观点。他认为，当制度无法随着社会稳定风险的衍化而同步进化，无法有效应对各类具有重复性的社会稳定风险，将降低社会运动燃点，甚至放大后果。制度脆弱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脆弱制度不利于应对重复风险，甚至降低社会运动燃点。因此，要以建设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突破口，通过建设包容性决策过程和回应性强的风险沟通，使其具备动态适应能力，随风险同步衍化，从而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

讨论是学习的核心和关键。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统一的思想必然建立在激烈的讨论之上，清晰的思路必然成型于充分的酝酿之后。三堂课结束后，各小组成员针对“保险”、“工程风险”、“全寿命周期”等主题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经管学院副教授赵海峰对学员们的讨论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并归纳总结，深化了学员的认识。经过小组讨论，学员们集体温故知新，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找出学习中的缺失和漏洞，进一步提升了对城市风险管理的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