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上海的超大城市治理予以特别关注，要求上海深化治理创新，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如何理解“一流”城市所对应的“一流”治理？超大城市的管理新路该怎么走？今日（2月18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的专访报道。
一流治理的两个层面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如何理解“一流”城市所对应的“一流”治理？
孙建平：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内在动力，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上海作为一座拥有600多平方公里中心城区、24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但超大城市也有着超大城市的“难处”：交通拥堵、人口老化、旧改成本加大等……要破解这些难题，必然要求上海继续深化治理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出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在我看来，可以分两个层次去理解，从理念、内容、机制上考虑，要实现“现代化”；从手段、方法、路径上考虑，则要实现“智慧化”。
现代化的治理，首先要树立“城市是大家的”理念，要让大家从城市的旁观者、批判者转变为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这恐怕是目前城市治理中最大的问题。过去政府往往习惯于大包大揽，有两句通俗的话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叫作“爱你没商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政府想了很多、做了很多，但老百姓并不领情。
就治理内容而言，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应当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六大指标去考虑，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其中前四项涉及上层建筑，后两项则是基础性要求，如果安全和环境出了问题，其他做得再好都是无用功。具体落实到上海，应该围绕建设人文之城、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再加上安全之城，这是上海现代化治理的题中之义。
城市的现代化治理还要解决机制问题。要构建党的引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共治机制。这里面，政府要理清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做得成什么的问题，但政府不能变成主体，主体应该由市场承担。
如果一个城市90%的管理都能由市场、社会完成，说明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很高。从社会角度看，参与只是第一步，“社会参与”慢慢演变为“社会主动”，这个机制就更成熟了。
“智慧化”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记者：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浦东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如何看待“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孙建平：目前的“城市大脑”，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升级版。上海运用网格化管理城市的“部件”和“事件”，过去由网格员巡查，现在通过传感器发现问题、预警问题，未来人工智能还能给出精确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有一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在“城市大脑”运行中，要注意备份和人工辅助问题，因为网络风险也是城市运行中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智能手段运用不止于此。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也有不少行之有效的探索。比如用无人机检测跨江大桥，从而实现局部精准维修，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再如针对老旧建筑评估，以前只能用肉眼“毛估估”，现在用可视计算的方法，科学“体检”精准预判。
我们讲管理中有“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一类是你知识中没有储备的，另一类是你熟视无睹的。城市的管理者要以人为本，借助技术手段将不被关注的细节、易忽视的问题及时辨识、及时预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比如人们生活的小区，可能存在电梯、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楼道堆物、乱停车等管理风险，居委、物业运行中的服务风险。有的地方就尝试通过监测独居老人家里的自来水、煤气的用量，如低于一定用量，居委干部就要上门查看。所谓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就是要用智慧的手段、方法、路径去精准施策、科学施策。
记者：所以“智慧”不仅仅是“智能”。
孙建平：现在一谈智慧就是技术，我认为，人的智慧更加重要。技术能帮助我们形成风险地图，建立预警机制，督促我们及时响应、及时处置。但同时，我们还需要“智慧地管”。举个例子，在环贸商场周边的交通问题，可在淮海路安排公交站点、在南昌路设置自行车停车点、在陕西南路设置出租车候客点，通过精细化管理引导消费者出行更有序。
构建合理的利益机制，也是“智慧地管”的一部分。假如一栋老房子修一修能再使用三十年，相信业主方也愿意分担一部分费用，如果只能维持三五年，要想通过“拼盘”筹资来修缮就几乎不可能。加装电梯也是一样。要让市场、社会参与进来，合理的利益机制必不可少，政府要扮演好标准制定者的角色。
政府要建立兜底保障机制
记者：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
孙建平：中国的事情，政府不主导，是要乱的。我一直说，“共享单车”在相当长时间内野蛮生长、无序运行，政府在相关监管和指导方面是滞后的。共享单车作为交通出行的补充，应该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路线和投放点的设置都应与公交和地铁相衔接，不能允许它骑到主干道上。
政府要清楚管理的目标是什么，通过制定标准，号召、要求、考核、处罚等手段，告诉大家做什么、怎么做。就拿制定标准来说，一是对标，要对标东京、新加坡等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相接近的城市。二是要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适应，有阶段性发展目标。三是要广大市民认同，围绕干净、有序、安全的目标，让大家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借助重大活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经验。这次借助进博会的契机，使上海城市管理水平在原来世博会基础上更进一步，当前要研究怎样将它固化，变成长效机制。
记者：如何解决市场、社会不能覆盖的空白点？
孙建平：政府要建立兜底保障机制。政府要使用好引导资金，用杠杆撬动市场和社会参与，这些都是智慧的体现。举个例子，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上海除了加强危化品存储和运输管理，还做了一个综合险的保障措施。通过引入第三方保险机制，创新保险联动举措，促进保险公司主动介入城市管理当中，防灾止损，并通过保险费率浮动机制等市场化手段，形成监控结果与保费挂钩的制度，倒逼企业和个人进行行业规范和行为约束，从而建立起以事故预防为导向的保险新机制，达到政府管理、保险公司、投保方“三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