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总体安全提供持久有力的智力支撑

发布时间:2019-04-15
作者:U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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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上海作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总人口超过2400万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

 

 

  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周年。4月12日,作为上海市“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理论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本次座谈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社科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来自上海高校、智库的多位著名学者,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视角,围绕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相关命题,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发表了真知灼见。

 

 

  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余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上海作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总人口超过2400万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上海实际,切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结合上海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第二,要结合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和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第三,要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重点高校、主要智库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重大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加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习宣传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加强对重点领域的调查研究,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今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面临诸多风险的挑战。今年春节后,上海市委中心组的首次学习会就聚焦城市安全,要求突出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时段,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安全防范和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因此,本次理论座谈会既是对中央要求的落实,也是对如何解决上海所面临问题的深入探讨。

 

 

  与会代表紧密结合上海实际,从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读出发,分别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和金融安全、社会和城市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和外部安全等议题做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安全挑战、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认为,政治安全位列于所有安全之首,同其他各种安全的关系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脱离政治安全来谈其他安全是没有意义的。在我国,维护政治安全就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有利于安全与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关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董幼鸿教授针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议在学校中开设中共党史和共和国专门史的通识课程,把爱党和爱国统一起来,增强青年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通过加强党史和共和国史的通识教育,强化爱党、爱国的意识和理念,将“爱国”与“爱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避免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党教育“两张皮”现象,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同时,加强思政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素质培养,提高思政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发挥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主力军作用。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研究员针对如何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提出三个观点。首先,坚持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其次,要准确把握当前的社会形势、主要矛盾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大多数是集中在与基本民生相关联的部分,但是这种民生表现为底线民生、质量民生和基本民生同步存在。最后,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防止治理不足,同时也要防止治理过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研究员认为,解决台湾问题,说到底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以往我们确保台湾不被从祖国分裂出去、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从基础上依靠的就是祖国大陆不断发展进步和力量的持续壮大。当然,靠发展不是无所作为地等待,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把不断壮大的力量转化为发展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资源,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对台工作。

 

 

  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伟研究员认为,当前国内资本走出去的同时,可能出现一些行业就业岗位流失的情况,从而导致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间的不同步,甚至是冲突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赚钱了,劳动损失了。随着我国“走出去”规模的扩大,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冲突带来的经济风险,以及相应产生的社会矛盾都需要我们作出早期的预判,形成风险应对的模式和方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石建勋教授认为,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制度短板;三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通过机制创新,引导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筑牢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道防线,把好风险防控关,健全金融风险责任担当机制,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汉君研究员认为,金融开放过程中导致的风险是我们未来一段时期要重点关注的方面,随着未来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国际市场,更高水平的交易对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大、更复杂,同时我们还会遭到更多的恶意攻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预判和准备。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副教授认为,以“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目标,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相应需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遵循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与并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变革。同时,受现有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内部的能力分布以及观念认知的制约,中国的相关主张仍然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转化,以最终形成有效的治理能力与公共产品供给。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研究员认为,应继续强化国家制度优势,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攻关核心技术。在政府、社会、民间各个层面形成统一战线,尊重知识流动的内生规律,以“资本+知识”的组合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发掘国内隐性技术优势,利用现有市场、技术、资本和人才资源,推进产业链各环节开放式创新,集中力量打造自身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深层次合作,建立合作共赢关系。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教授认为,当前一些城市的公共安全管理重点还基本停留在发生事故如何应急处置上,管理思路还存在“没有事故就是安全”的片面认识,风险意识不足,长期惯性思维导致“青蛙效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认识不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在复杂的环境下,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凡事都需重视潜在的问题、预估可能的隐患,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尤其要克服“宁愿花大钱救灾,不愿花小钱消险”的习惯思维,政府的财政投入应更多考虑未雨绸缪的工作,并作出制度性安排。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认为,当前我国在国际安全、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都面临着一定的外部风险。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延续复兴态势但动能减弱,我国科技发展面临低端锁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风险,互联网背景下的意识形态竞争复杂激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影响,但中国的发展也将最终影响世界格局。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维护、用好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师蒋华福博士认为,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和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极其考验执政党的智慧。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五年来,经历了“提出-发展-定位”三小阶段的历程。理论体系中的“五大要素”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安全”,“五对关系”回答了“怎样实现安全”,蕴含着系统、科学的思维方法。要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影响力,积极开设相关专题课程,努力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助推学员真学真懂真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干部成为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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