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2日，由同济大学主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协办、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承办的“2019城市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各界人士围绕“精细化管理与城市风险防范”的主题，共同探讨城市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交流分享城市风险防范的实践和经验，进一步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徐祖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德国波兹坦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原国际风险分析学会主席奥尔特温·雷恩，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相继在主论坛上围绕“精细化管理与城市风险防范”主题，发表了“基于精细化管理的城市安全风险防范”、“新时代城市安全发展机遇与科技问题”、“当好城市CEO”、“风险治理复杂挑战的新要求”、“‘π’理念在城市风险管理中的探索”等精彩演讲。我们将陆续刊发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当好城市CEO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原市长 葛红林
非常高兴接到论坛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发言。下面，我想讲三点。
观点一：当好城市CEO是一门学问
要激发更多的城市CE0不很在意行政级别高低，而把岗位作为学问来研究、作为职业来从事，更多在意谁将城市管理得更科学，致力于钻研城市管理、精心城市管理，上海完全有条件，在城市管理领先全国的同时，成为培养和造就职业化城市CEO的摇篮，同济大学大有可为。
2001年10月，按照中央安排，我从宝钢到成都挂职锻炼，担任市委副书记，2003年6月，我担任成都市长。对于成都市如此大气地接纳一名毫无背景的外乡人担任至关城市前途之重要的岗位，时至今日，每当提及，我仍然感动不已。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竭尽所力，倾尽所能，交出一份好的答卷。我的愿景是，做好第一任期、实现本科毕业，做好第二任期、达到硕博连读，而没有想到，做了三届，似乎进了市长博士后流动站。
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我不断地感到，市长从事的是一门城市的科学工程，内含众多而又复杂的变量，可以说不比一个企业或一项工程的管理容易和科学性、学术性弱。城市不仅需要科学研究，也需要工程操作，绝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非专业性的官位来简单看待，看作人人都能从事的。2005年我曾向中国工程院领导建议，既然其它的工程管理能纳入工程院的管理学部，那么，城市管理科学和工程更有理由被纳入。由此就可以开辟市长院士申报，这不同于院士市长的含义，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
一是引起全社会包括更多专家学者重视和从事城市管理科学和工程研究。
二是激发更多市长不很在意城市行政级别高低，而把市长岗位作为学问来研究、作为职业来从事，更多在意谁将城市管理得更科学，致力于钻研城市管理、精心城市管理、创新城市管理，在市长岗位上做得更长些，涌现出更多肯干、能干、会干的城市CEO。
上述是我2005年时的看法，最近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的要求之后，在有了新感悟的同时，更加强烈地感到新时代，更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城市CEO，就像培养和造就一批职业化经理人一样。
观点二：精细化管理离不开人治
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城市CEO和城市CEO+（特指书记）的变换不能频繁，应建立一个变动判据，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说明，届中变动属于工作不胜任，干满一届属于工作正常，连任一届或从CEO转为CEO+属于工作优秀，对于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特殊优秀城市CEO和城市CEO+，应当鼓励他们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同时参照脱贫攻坚战的做法，跟进对他们的提级，用足用够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减少领导变动代价。
纵观我11年多的市长工作经历，有三个时间节点：
一是第一届的前3年，就像在干部群众的帮助下，做了3年的自学学徒，笔记本记得满满的，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
二是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脑子里记得多了，笔记本记得少了。
三是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开始享受成就感。因为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看到我被选举了三届，担任了11年多的市长，不少同志都问我，市长最多只能做两届，怎么能做三届呢？合法吗？我说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而第一百零六条只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但对连续任职没有作出规定。
由于许多同志对中央政府的任职规定印象太深了，而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也不能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在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澄清了宪法的明文规定后，我认为对于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特殊优秀城市CEO和城市CEO+，应当鼓励他们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同时参照脱贫攻坚战的做法，跟进对他们的提级，用足用够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减少领导变动代价。
观点三：精细化能力是应对灾害的基本功
城市CEO，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要有科学的胆识，面对重大决策，沉着果断坚韧，勇于献身担责 。要有科学的判断，面对复杂局面，迅速掌控关键，实施有效措施。要有科学的方法，面对具体问题，顾大局统好筹，实施理性操作 。要有科学的预见，面对善后应急，审好势把好时，实施超前措施。
下面介绍四个应对“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案例。
成都是中国的西南重镇，面积1.24万平方公里，2008年常住人口1342万，其中户籍人口1112万。
“5·12”汶川特大地震，所有成都人是刻骨铭心的，中心城区群众笼罩在惊慌和茫然之中，所辖的都江堰市和彭州市在地震中遭受重创，其它行政区域也不同程度地受损，在各种情况纷至沓来的关键时刻，许多事的处置稍有不当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稍不及时就会造成明天更多时间的磨难，考验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基本功。
案例一：5.12讲话
地震后，城市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当晚主城区600万人驻足街头，人心焦虑浮动，期盼着官方的声音。
我怎么办？按照分工，我当时坐阵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而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随同家宝总理赶赴汶川受阻后，在都江堰市指挥救灾，历史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当晚20点26分，成都电视台开始播放我对成都市民的讲话。
讲话中，我以市长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告诉全市人民，除危房外，当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短短几分钟的讲话，这是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是当时市民最想听的。
这个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功底，结合对当天下午受震时独特性感受后作出的判断。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每个人都是毫无准备的。当天，在指挥中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国家层面的地震专家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他们没有回答，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决定发表一个讲话，市政府秘书长问我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领导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我摇头否决了。
讲话内容很快确定了。要感谢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广大公安干警、消防武警官兵和医护人员，要通报市委、市政府目前采取的各种救灾措施，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广大市民保持镇定，成都当晚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市民可以回到家中休息。讲话之后的晚上，众多的游客回到了宾馆旅店，众多的学生回到了宿舍，众多市民回到了家里。都在说，听市长的，“市长说可以回家休息”。可以说讲话极大缓解了众多民众的紧张情绪。
我敢做这样的劝说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忽悠”。我从2001年到地震当天在成都工作已有8年，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不仅了解存在着如图所示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同时也了解位于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加沙土，从材料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
当时我感觉地震发生的时候，人站在地面像过筛子一样，而且媒体消息是北京也有较强震感，说明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这种剪切式的地震，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短轴方向影响则较小，板块边缘地区受损严重，并随距离的增加而快速减弱。这是我综合已有信息做出的第一个判断。从图中可见，我的技术判断是正确的，和随后地震专家建立的地震断裂模型也是一致的。
其次，我是学工程技术出身的，长期对钢铁材料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也擅长于材料的断裂力学和失效分析，很自然地我将材料科学融入了对地震灾害的预判中。从本质上讲，我知道地震也是一个能量的释放过程，这种能量的释放，必须是越过一个门槛值（能垒），才能发生地震，用断裂力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一种开裂。这个门槛值，从理论上讲，最大的一次发生后，第二次就将稍小，门槛越大，需要聚集爆发的能量越大，如果当天的8级地震是集中爆发的，那么当晚再来一次更大或等量级的地震近乎不可能，数日之后再次发生地震也只能是经过衰减后的6-7级左右。
此外，经过下午地震后的中心城市基本未见报告房屋倒塌的情况说明，我市的建筑物7级烈度设防标准是能经受考验的。经过这样的综合分析，我才决定说出“当晚可以回家休息”这句最重要、最关键的话。
为了使讲话更加科学准确，更具有权威性，我再次征求市地震局洪时中教授等专家的意见，并请他咨询了相关省市专家。大家也都认为当晚不会再发生大烈度地震，但是他们也不便明确表态，当天晚上市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休息。这个时候，做不做决定、做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是采取最稳妥的做法，只是把专家学术性的说法原封不动地告诉市民，如何避险由市民自己决定，还是按照自己认定的，虽有风险但确是对人民群众最有利的判断，直截了当地告诉市民该怎样去做？这是个选择题，考量的内容很多。如果当晚平安无事，是不会有太多的人了解这是一次承担了巨大风险的艰难抉择，而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只有我个人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利害得失，我不是不明白，当晚10时20分，我在市指挥中心召集会议，在作的六点工作部署中的第三点中讲到，“我们必须确保主城区不能乱。今天我的电视讲话说到的‘除危房外，市民可以进入室内正常休息’，虽然是专家意见，但我说了，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我下了决心，我承担起了应尽的责任。
“5·12”讲话，如果说是基于我的担当，还不如说是基于我平时对成都的深入了解，不是表观的而是内在的，再加上工科的知识。
案例二：恢复水电供应
5月15日上午，我到达都江堰市时，空气中弥漫着恶臭，胡乱搭建的帐篷等阻塞了道路。我走进空荡无人的都江堰市武装部在三楼的会议室，当着参会同志的面，用一只普通签字笔沿着墙上裂开的缝隙将墙皮拨开，让大家看到里面受力的墙柱完好无损，在此处开会是安全的。
恐惧的心理、惊慌的失措使不少地方生活秩序恢复上遭受了不必要时间损失。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气，市民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中正常的生活，城市的功能也就得不到恢复，从而严重影响人的心理，给救灾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都江堰市电力部门的同志担心，一旦通电，万一发生火灾等，或者出现人身意外伤亡，怎么办？难以保证。对于这样的疑虑，我问他们“谁能告诉我通电后，有哪些地方会发生火灾？哪些地方会出现伤亡，只要告诉我，我就确保现场派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其实，我知道无人能回答出我的问题，他们是在等我作决策，等我承诺承担万一发生事故的责任。不错，对发生火灾、人身意外是都要负责，但是坐视一个城市处于瘫痪之中，难道不是更大的责任吗？当我做出决定，走出会议室时，仍被市电业局主要领导追问，万一死了人，怎么办？我以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一不会死人，平常你们电力部门实施区域性拉电，重新拉电需要去每户人家检查吗？二是要小心操作，万一出现个别问题，也权当一种对几十万人城市恢复正常秩序的代价。指令下达后仅仅15分钟就送上电了，随后水厂运转了，一下子城市活了，但没见一例伤亡的报道。
果断恢复电力，如果说是权衡，还不如说是判断，权衡体现的是取舍思维，判断体现的是突破思维。
案例三：处置遇难者遗体
地震后，遇难者的遗体处理是个既困难又敏感的问题，五月中旬的成都，天气趋热了，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冰柜，一时间上千的遗体运来只能安放在大厅，可想而知，不及时焚烧的后果。但是当时很多验看遗体的死者家属不肯在文件上签字，往往提出还要等其他亲属看过后才能决定遗体的处置，这与尽快处置遗体的要求产生了矛盾。殡仪馆馆长特地赶到指挥中心向我作紧急汇报，问我怎么处理？当时我就先请分管副市长组织我市的法律顾问和相关同志会商提出一个建议，即依照法律程序，在严格做好DNA采样和遗体照片拍摄等档案工作的同时，请在场的家属或有一位家属验看遗体，然后公示等待其他亲属一天，过后即做处理。为什么要公示限时？作为个体来讲，在正常情况下，要求有尽可能多的亲人能与逝者告别是人之常情、是合理的，但是在那突如其来大伤亡的特定环境下，如何防控传染病和维护更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压倒了一切，成为我们决策首要考虑的问题。不可能等你把所有的亲属找齐、按常规过程走完，只能给你一定的时间。
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是入情入理的操作措施，管用、有效。后来司法部有关同志来成都，我当面咨询过他们，司法部的同志告诉我，我们当时的决定从司法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从操作上讲是绝对过得去的，可以说是一个高招。
遇难者的遗体处置是拖不得的事，当时也没有明文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说处置是一种手段创新，还不如说是一种入情入理的操作。
案例四：经受考验的标准化学校和卫生院
地震发生以后，我市2004年起建设的400多所农村标准化学校、200多所标准化乡镇卫生院经受了考验，无一倒塌。彭州白鹿镇小学震后被称为“最牛的小学校”，尽管整体向上抛高了2米多，但仍未造成一名学生伤亡。
时至今日，许多成都的干部群众常常会提及，要不是农村标准化学校建设，否则，“5·12”学生伤亡的情况将不堪设想。事实上，标准化学校的抗震设计也就是按7级烈度设防，只是建筑质量有保证，虽然有损伤，但做到了没有一间校舍教室倒塌和学生伤亡。
亏得当时的学校建设，我作出了由市上，而不是由各区市，统一出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和统一监理，既保证了速度，更确保了质量，400多所学校我都逐一去过，否则真是放心不下。坦率地讲，如果从中暴露出腐败的豆腐渣工程，那么，至少要追究各级干部的领导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CEO是一个高危行业，绝不能当甩手掌柜，必须亲历亲为，精细化地当好施工队长。
结束语：
11多年来的市长经历，让我有着许多感悟，将市长称之为城市CEO是源于我，并写下了37本当好城市CEO的系列丛书，不过未出版。哲学＋数学既是我的工作理念，又是我的工作作风。我常说，哲学使人深刻，做正确的事。数学使人精确，正确地做事。哲学思考，数学工作，既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又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既有开阔的工作思路又有严谨的工作作风，由此，一定能先进地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更能有效应对和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