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2日，由同济大学主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协办、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承办的“2019城市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各界人士围绕“精细化管理与城市风险防范”的主题，共同探讨城市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交流分享城市风险防范的实践和经验，进一步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徐祖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德国波兹坦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原国际风险分析学会主席奥尔特温·雷恩，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相继在主论坛上围绕“精细化管理与城市风险防范”主题，发表了“基于精细化管理的城市安全风险防范”、“新时代城市安全发展现状与重大科技需求”、“当好城市CEO”、“风险治理复杂挑战的新要求”、“‘π’理念在城市风险管理中的探索”等精彩演讲。我们将陆续刊发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新时代城市安全发展现状与重大科技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兴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感谢同济大学、论坛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参加本次论坛。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现代城市安全风险的特点
马克思有言，城市是人们活动的汇集点，是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军事组织的产物。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苏轼有诗云：“使君不用山鞠穷，饥民自逃泥水中。”这是说，人的生产、生活都与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有人将经济发展形式归为三大类，从农业经济、制造经济到交易经济。个人觉得我国城市经济处在三种经济的融合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城市安全应当关注几大方面内容：一是技术，如何从技术角度解决城市安全问题；二是管理，确立城市安全的制度管理保障；三，做好城市安全治理必须具备治理能力；最后，形成安全文化的自觉。
实际上人们对城市安全风险早有认识。这里展示了隋朝大兴城的平面图，古代都城的规划建造，核心考虑就是风险防范和安全问题。关于安全风险，有四点特征在城市显得尤为突出：一是安全风险形式的社会性，二是群体安全心理的脆弱性，三是不同灾种风险的耦合性，四是风险传播震荡的放大性。此外，城市目前出现了不少新的危机情况，比如危险化学品工厂选址问题，瘟疫动物处置场所、垃圾场的问题，以及对核电的恐惧等。
从安全风险本身看，事故事件灾难的防（预防）、减（减缓）、救（救援）、恢（恢复）及风险的测（监测）、评（评估）、报（报告）、消（消减）出现了新规律、新特点。新时代安全风险呈现的新特点表现在：事故后果的灾难性更加凸显，风险的社会传播性更加凸显，事故的偶发突发性更加凸显。这使得新时代城市风险防控的技术难度更大。
从社会环境看，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安全风险的防范工作，社会对安全有新期待，人民对安全有新愿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震荡放大效应更加凸显，风险交织耦合效应更加凸显，邻避效应危害作用更加凸显。如此一来，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要求更高。
二、我国城市安全发展和安全科技的现状
城市安全发展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安全发展。二是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基本健全，安全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我们对“十三五”国家应急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大量指标显著增强。三是城市仍然存在众多安全问题，城市安全是制约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
关于城市安全科技的情况，归纳为四点。一，各级政府持续加大城市安全投入，带动城市安全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二，城市安全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三，城市安全科技有力地支撑了安全发展。四，城市安全存在很多“卡脖子”技术有待攻关解决。
（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城市安全科技创新体系。以安全生产为例，我国现已设立的国家和省部级安全生产研究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省部级重点试验室、事故防治支撑中心（实验室）等相关科研机构的数量已相当可观。此外，已经基本建立健全行业领域、学科、自然基金、科技等四类标准体系。
（二）城市安全科技投入增大，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十二五”期间，国家在安全应急科研方面的经费投入规模大，取得的科研成果数量众多。
（三）安全科技有力地支撑了城市重大任务和安全发展。举两个例子，一是保障重大任务，像70周年大阅兵，三个重型方队如何确保稳定性和安全性；二是绝大部分城市建立了安全信息系统，有部分城市已经基于卫星图片在做工作，而且部分城市的图片精度已经到了很高水平。
（四）城市安全存在很多“卡脖子”的技术有待攻克。总体而言，无论是数据采集、数据传输，还是数据分析研判和评价预警，都存在很多“卡脖子”技术。
接下来谈我国城市安全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城市安全发展科技创新迎来重大机遇。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城市安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城市安全科技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城市安全科技保障。
（二）事故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如何减少损失给我们带来诸多挑战。现代城市的特点包括：人口集聚、高层建筑密集、大型设备众多、财富高度集中、城市居民的茧房效应（家隔壁是谁未必知道）、灾众的蝌蚪效应（盲动）、事故损失的重大性。此外，个体烦躁、诚信危机、信息爆炸等造成城市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据统计，安全生产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庞大，这方面数据仍然呈攀升的趋势。
（三）城市安全治理博弈加剧，带来如何调和博弈的挑战。城市经济组织趋利性决定，政府必须在配置安全资源时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阻止”起决定作用。社会共治化决定，市民对政府安全作为和成效往往视而不见，但对工作疏失却极易放大、发酵。个体避险性决定，安全应急说着重要、决策次要、工作不要，而组织的安全风险必将转化为管理者仕途风险。总结来说，安全应急管理从业人员特别是管理者，其仕途风险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新时代城市安全应急社会治理又需要权威的管理者。这是一对矛盾。
现代城市居民的安全诉求增强，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要求参与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要求政府提供安全保障的诉求增多；居民作为纳税人要求安全投入与产出必须做到合理、公开、透明。
（四）安全技术始终滞后于具有市场属性的技术，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众多安全科技具有社会公益属性。这使得企业安全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高；政府支持的科技创新成果不容易转化；基础研究不被重视，难以取得突破；社会（包括政府在内）不敢推广新科技成果。安全应急技术因此成为制约城市安全发展短板。
三、城市安全发展的科技需求和技术支撑
我们归纳了城市安全治理的概念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一个保证城市安全的总体目标，调动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按照灾害与事故事件的防、减、救、恢和风险测、评、报、消等八大核心要素，构筑十三方面的治理制度，针对天灾、人祸及其耦合三大类风险，从而实现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大目标。城市安全治理技术体系的概念模型，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文化与管理，技术与装备，能力与环境等方面。
在规范性概念模型的前提下，我们也提出了应该着手的重点领域。重点防御对象（事件）是社会稳定事件、自然灾害（特别是巨灾）、各类事故、危害社会的金融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城市基本保障中断事件。
从治理体系来说，应该从文化、管理、科技着手形成综合能力。具体要求是围绕风险的测、评、报，事件的防、减、救等，突破监测预警预报消纳关键技术设备，建立空天地一体化的城市安全互联网，推进针对城市安全的研究测试、产品测试实验、产品检测、产品使用以及政策保障等全方位的综合评估，形成可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
展开来说，一是要研究遏制重大安全风险转化的理论和方法。当今城市必须严加防范耦合作用的风险。二是应该建立五维城市，突破城市安全互联网的关键技术。五维城市就是X、Y、Z+视觉+情景，这样的情景不是基于VR，而是基于MR、VR双重技术，从而实现城市安全治理从被动防范到主动预防预警的转化，实现城市应急处置从人工决策到人机结合智能决策的转化。安全生产是这个总体系中的一部分。三是继续攻克城市应急救援关键技术和装备。包括处置大火灾、大爆炸、电网大失效、大震灾、大风灾等大事故灾难的应急技术装备；具有完整性和自我恢复能力的透明城市安全应急理论、方法技术和装备；处置隐蔽空间等灾难现场具有智能感知、智能判断、智慧决策的智能安全应急技术；快速组装、快速投放、快速调试、快速发挥应急救援效能的快速应急技术装备；实训高效、演练高效、处置高效，具备精准化、面向未来的高效能安全应急技术。
最后，应该从现在起就认真考虑面向未来的城市安全治理理论、方法、技术和装备，这方面有很多新的技术需要突破。比如未来城市居民的安全生理、心理障碍的防控理论、方法和技术；无人驾驶城市的安全伦理、安全法律、安全标准和安全治理理论、方法和技术；未来城市安全发展的投入-产出理论、方法，以及城市互联网后的重大安全科学技术问题等等。
各位同仁，城市安全科技事业神圣而伟大。进入新时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党中央的部署，建设现代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广大科技工作者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大有作为！